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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来源:http://www.yylbdq.com 作者:北京快三 时间:2019-12-17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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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快三平台,《菊与刀》读书笔记罪恶感: 日本:耻感文化 美国:罪感文化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 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有外人在场。 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性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而确实得到解脱。 道德: 日本:没有完整统一的道德体系,因而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完整的评价,而是会说明这个人“不讲情义”“不够诚实”诸如此类板块型的性格特点。情义包括很多方面,而日本人最看重的是“对名分的情义”,即认为如果别人侮辱自己,那么自己为此复仇报复是有德行的体现。他们可以为了复仇而进行谋杀等情义的行为。但是很多情况还会有情义和忠的冲突,那么为了最终两全,他们会在复仇成功之后切腹自杀以达到两全,洗刷不忠的罪名。(具体可见日本文学著作《四十七士物语》) 日本人不认为人是恶的,人只要能够完成了性格便算是善的。他们可以轻易转换信念信仰,其速度让人瞠目结舌。他们不像中国人有明确的善恶观,并且不认为“仁”是性格道德的最高要求。最高要求是“情义”。 日本人不认为人是要反抗命运的。他们喜欢看到主人公为了同时满足情义、忠等道德而抛弃爱情、个人幸福甚至自杀,最终实现精神的高度。 婚姻: 日本人将婚姻和爱情放到完全不同的位置。婚姻可以完全是不爱情的产物,即使父母要求离婚也是必须要离婚的。而且男人可以在外面公开找情妇,���为他们将这视为享乐,是和婚姻完全不同的。而且妻子是不能干涉丈夫包养情妇的行为。在中国和美国,包养多半是要暗中进行防止被人发觉,这也是价值观不同的所在之处。 等级: 日本人注重等级制度,强调一个人要安守本分,将自己所在等级的事情做到最好。日本人于二战侵华时候,认为能够给予中国人“恰当的地位恰当的生活”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反抗行为不能理解。 故而也能理解他们的忠君,即忠于天皇。他们在天皇签署投降书之后立马就像欢迎兄弟一样欢迎美国军队,并且很快就抛弃战争的影响投入到新的生产建设当中去。而且他们非常重视荣誉名誉,他们认为战后全世界人民都将目光投入到新日本的建设中,让人难以理解这一行为。 宗教: 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不是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部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讲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既然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能成佛,就无需终生使肉体受苦而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相对于印度禁欲受苦成佛的思想)。 同样地,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日本人认为人情烦恼并非恶魔,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条件是感官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做出牺牲。日本的僧人隐士们虽然过着隐遁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和超凡入圣丝毫不矛盾。日本从来不轻易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顿悟入圣者是由于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而不在于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茶、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示其信徒避免“三不足”,即为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自我修养: 日本人在“无我”以及“就当已死”的习惯中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指出了东西方人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conscience原意是意识consciousness)的美国人是指他在干坏事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类词时却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个词,美国指坏人,日本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工作、致力于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能有罪恶感而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则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就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他想自我修行以求“圆熟”,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消除,这才是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古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当谈及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时,总带有那么一些神秘的色彩。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我们很难用一套固定的词语来描述,更难用一套固有的逻辑来推理他们思想和行动。但现实的迫切需要是我们需要了解日本,更需要了解日本人。知晓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由此而发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对日本更全面的认知,处于日本周边的国家才能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菊与刀》读书报告    很小的时候就被无数人推荐的书。以前不屑于了解,后来想明白了,讨厌一样东西也应该弄明白原因,不然就是糊弄自己。    一边读一边想起了《聪明的一休》,本尼迪克描写的幕府时代与一休中的描写没什么差别嘛。还记得桔梗店老板的卑躬屈膝样子吗?那时候商人是比较富裕的,但商人的地位真的很低,武士如果觉得其对自己无理,可以立即用佩刀斩杀,桔梗店老板能不奴颜媚骨吗?还记得新佑卫门叔叔老是刁着一根牙签吗?日本用“武士口含牙签”来形容武士即使饿瘪了也要摆出吃撑了的样子来,是有德行的表现。    还记得新佑卫门叔叔喜欢弥生小姐吗?日本不反对作为第一等级的武士和第四等级的商人通婚。实际上,许多贫困的武士正是如此获得商人的资本,而商人也正好籍此提高自己的门阀。    在聪明的一休里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会使这个国家发展成日后的模样。 也许是因为,这是给孩子看的作品,所以作者才能写出符合本性的故事吧。    看了不少评论,都是认为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是日本缺少“仁”这一道德制高点。我倒是认为日本文化的缺陷在于割裂,对文化发展的割裂,对人生发展的割裂,对人生观的割裂。日本的封建时代是从中国“借”回来的,日本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西方“借”来的。在此过程中,尾大不掉地保留了自己原始社会的思想意识。好学的日本人努力地全盘西化,其本性被隐藏在个人的内心、社会的核心,与外来文化在深层次产生激烈的矛盾。本性本没有什么好坏,只是被压抑后断绝了发展途径,然后又倔强地表现出来,难免扭曲。这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切实警惕的。    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人对孩子和成人的截然不同的要求。瞧一瞧日本天真烂漫的儿童作品和悲情压抑的大人作品就知道了。    最后,日本人的人生观是割裂的。太佩服他们能把人生责任和人“身”享受截然分开了,“只要是本性使然,就是合理的”,这听上去是不是也有点道理?日本发达的成人产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还有其它许多符合人性的精致,象茶道、花艺等。    我们觉得自己应该活在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下面,他们却觉得应该让各种价值长期共存。这样看来,他们是不是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说起日本人,大多数人想起的莫过于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了解日本人首先从日本人的这些行为习惯入手,由行为习惯再进一步解析日本人的思想。日本人在鞠躬并伸出右手的时候总会用左手揽着自己的衣服,这一行为是日本人思想构成中彼此原型的突出表现。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你我他是处于“我们”的小圈子之中的,“我”在“我们”的圈子中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展露。你们、我们、他们则是日本人“我”之外的第二层圈子,“我”在这个圈子中以“我们”的地位自居,“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很显然在第二个圈子中“我”虽然展露的不如第一个圈子里的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有了从属,“我”在“我们”中通过“你们”和“他们”得到了承认。“我”是通过集体层面间得到了关系的确认,其次是个体层面间得到关系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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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层面的关系确认中,“我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反应使“我”的存在的到了回应,映照出了我的存在,别人的表现即是“我”之于外在世界的轮廓,即“我”是“我们”中“他”的影子。所以“我们”中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我”之存在的根据,他人的反应就是自己行为的痕迹,也就是“我”存在的痕迹。

就像受伤的大雁在雁群中展开翅膀就不会坠落一样,日本人在集体的大转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此时你出于集体之中并按照集体的规则行动,集体空缺出来的位置就会帮助你记住这空缺就是你。

与此相关的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在考虑“我”的利益时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能从“你们”或“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得到了好处,“我”才能得到好处,更关键的是“我们”是“我”存在的前提条件,而非“我”是“我们”存在的前提条件。顺序相反但却会有巨大的差异,前者中“我”是集体的,后者中强调“我”是集体的一份子,后者中的“我”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我”依然有独立意识,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后者中“我”可以受到这独立意识的作用脱离出集体。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很少说“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人对“我们”有了高度的依赖性,甚至没有“我们”,“我”就无法独立存在。

“我们”向“我”的集约化发展,“我们”之间没有“我”,“我们”才是“我”。以此度彼和以彼度此的区别,出发点不同,作用的最终受益对象不同。我的意识消失在我们之中。就像日本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的语调,日本国似乎变成了一个人。日本在全球谋求伙伴的认同,不管对方接受与否,日本都把世界各国区分的十分清楚。日本是主动的,就像他们总是说的那样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日本想将世界各国列入他的等级制度体系之内,认为这是最好的体系,日本认为世界是一极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世界是多级的。就像日本人对待善恶的态度一样,世界存在多种制度体系,彼此有交集,但却又相互独立。

在日本人的思想中,“你们”之所以能与“我们”对等称呼,是因为“你们”与“我们”有共性,即在“你们”中可以发现“我们”的一些性质,“我们”通过“你们”可以更好的发现“我们”优秀的地方,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才得以存在,才能变得更加优秀。日本人善于在不同的群体中将共性加以提取,提取后加以比较和鉴别,并最终发现他们认为有价值并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将学到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和人际关系处理中去。

“你和我”较之于“他和我”关系更加亲密,“你们和我们”较之于“他们和我们”亦是如此。同样之前的那套逻辑在此也是适应的。“你”通过“我们”或“他们”在“你们”中得到了承认,“他”通过“你们”或“我们”在“他们”中得到了承认。这样的逻辑被每一个日本人所运用,而且每一个日本人也被这一套逻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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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分内之事,世界不会有负于我。不惊慌不害怕,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即是我,我亦是自然。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自然也是“我”之存在的根据,也有“我”之存在的痕迹。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能知晓“我”的存在,“我”亦能知晓自然的存在,相互知晓就不会害怕,更融洽的和自然生活在一起。这也类似于我国古代先贤追求的天人合一,顺天时,应四季,也是日本人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之一。

等级制度体系的秩序向个人关系处理过渡。日本人总是这样对上级毕恭毕敬,转而对待下级严格苛刻,在不同的阶级的人面前,每一个日本人都会展现不同的“我”,“对上级的我”、“对下级的我”、“对家人的我”、“对我的我”等等。可以看出日本人把等级制度体系几乎照搬过来用在对这诸多个“我”的关系处理上。通过把“我”解质为许多个性格迥异的“我”,用以处理与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需要所以表现,因为使用所以明显。日本人把这些性格解质后填充进自己的等级模型,就像规格不一样的零件一样,需要什么样的“我”就把这样的“我”表现出来。

将自己在不同情景下分开并将这一情景下的自己发挥到极致,享乐的自己和勤劳的自己,每一个自己都需要培养,有的属于团体,有的属于自己。追求极致和完美是日本人天性中就存有的品质,按照他们的想法,将每一个自己发挥到极致也是对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肯定。每一个发挥到极致的自己之性质并不一定超出他人多少,但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某些品质显现出来并加以锻炼,是对自己所处位置的重视,也就是使自己符合等级制度体系的要求,在这之前需要挖掘那个能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做出最大的贡献“我”,即对他人“适才适用”,对自己“适才极用”。这也为日本能够发现和产生天才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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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善于也乐于自我剖析,他们对自己剖析的深度令人震撼。但震撼过后是对他们行为的思考,日本人这种自我剖析正应了古希腊先贤的一句话,即“发现你自己”。日本人就是这样发现着自己,发现适合等级制度体系的自己,发现适合与家人相处的自己,发现适合养花的自己,发现适合建造庭园的自己等等。每一个自己加起来就类似于葫芦娃里的“葫芦小金刚”,可以喷水,可以吐火,可以被刀砍,可以隐身,可以听万里,可以观五岳等等。将这许多个自己发现之后进行锻炼,在不同的时候将不同的自己发挥到极致。

可以说日本人的人格构成中普遍的多重人格,而这些人格中的主人格就是符合集体的那个人格,由这一个主人格控制并协调其他人格。调解人格关系中锻炼了管理能力,将每一种人格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投射到现实人才管理中的适才适用。懂得如何调动一种人格,也就意味着他们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你是这样想的,我了解,你需要什么,我了解,你表达什么,我了解。他们善于揣摩别人的心,但他们又很放心自己的心被别人揣摩,就在这种非实质性接触中,“我们”中的“我”不管是在心中,还是在现实中,变得更加的亲密。但与互相渗入的不同,他们强调适得其所,如果把中国的人际关系比作榫卯结构,那日本的人际关系就是金字塔形状的堆叠结构,共同所用于他们的重力就是那一个又一个的主人格,即属于集体的人格。

像可以更换笔头的铅笔一样,标准化单位的日本人适宜于承受单位的更新,进而保持整体耐冲击的能力。由于每一个单位的规范相同,承受范围受损时后续补充单位可以做到很好的衔接,保持整体的前进动力和后续供给。日本人通过外部的反应确认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直接通过自己对外部的影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他们考虑怎样反应,而不是考虑外部怎样承受。在“我们”内部是通过“影子”来找自己,在“我们”外部是通过“镜子”找自己。所以他们勇于向前,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自己在外部的损耗正是“我”代替“我们”发挥作用,这些损耗完全可以看做是由镜子反射过来的光。当有人挡住了他们的“影子”或挡住了他们的“镜子”的时候,便会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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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人确认自己的过程中少了一环,通过“照相机”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自己在他人眼中最真实的存在,没有观察个体的意识所影响的那个“我”。就像我们照镜子,镜子中的像和照相机中的像是左右对调的,而且观察个体的右脑会对镜子中的像进行美化。镜子中的“我”和照相机中的“我”是不一样的,需要加以明确的辨析。像镜子中的“我”一样,“我”的变化受“我”还有“我”之于“我们”的意识的影响,固而“我”之不同。观察个体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看自己依然受到自己意识的作用,日本人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为这种观察方式得到的像是最真实的,但这仅仅是对于观察体而言是最真实的存在。

很显然,我们很难在人群中找到“照相机”,但可以用两块“镜子”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即把对调的像又对调回来。应用到现实中就是通过“我”对“你”施加作用后“他”对“你”的观察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但这个“他”必须是一面“镜子”,且必须是另外一面“镜子”。即“他”必须最小限度的与“你”和“我”产生联系,且在用“他”来观察“你”的时候不能对“他”有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他”必须保持“他”之为“镜子”的性质。

日本人的从属关系中是有由上而下的,而不是从“我”由下而上的追溯的“我们”,“我”首先属于“我们”,其次才属于我。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做事时,贯彻由上而下的方针使“我”有了较强使命感,即这是我们的行动。而非从由下而上的执行命令使“我”有了较强的权力感,即这是我的行动。前者中的主体在对下的时候有“上”的意识和“下”的意识,即“我”处于上下之间,后者则只有“下”的意识,既“我”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我”在等级分明的“我们”中有了归属产生的安全感,即“我”在“我们”的行动中是有所依仗和凭借的,“我”之于“我们”的从属关系就是“我”最大的资本。

日本古代多人插秧劳作的连带机制培养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形成了真正实质性的命运共同体。大多数日本人脱离集体后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从集体脱离后的迷失感十分强烈,强烈到可以让一个日本人丧失掉对现实世界的感受,故而他们害怕脱离集体独自生活,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才知晓自己的存在。

在日本人当中很多时候不同团体的个体被问及到个人问题时,个人通常用集体指示代词回答,而不用个人的称谓,即通常用“我们”来回答有关“我”的问题。在日本本土以外“我们”的集体意识仍然非常强烈,不被侵蚀或涤染,坚守思想阵地,有着非常严重的精神洁癖。在日本本土之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日本人,自己是从属与等级制度体系之内的,只有在那里自己才有存在的意义。

日本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普遍地把他人放在自己心里培养,自己心中的诸多“他”和诸多的“我”不断的交流,“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了解“他”,通过与“他”的交流不同的“我”的性质得到了强化,“我”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诸多个“我”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当日本人真正的跟某个人接触的时候,就会把在自己心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场景搬到现实中来,在现实关系中诸多“我”的独特性质得到了运用和强化,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他”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也可能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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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引出了日本人在待人处事方面的特点,即差异化标识、认同与分工。不仅是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日本人是差异化对待的,在对待自身之外的事物时,日本人也注意对事物的区分。每一个日本人适得其所,每一种材料适得其用,而材料的适得其用也就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浪费。

日本人确定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是通过很多标识来实现的,但最主要的是行为标识。克制其实也是一种行为标识,以此来标识自己从属于某一团体,而这种克制是这一团体最明显的标志。放弃自己的身份标识即意味着脱离自己所处的团体,或准备强行进入某一团体,是对等级制度体系的挑战。

对别人指责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能之不承认的反应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标识,即保全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对专业上失败和无能的认同是被动放弃身份标识,也就意味着自己被这一套等级制度体系剔除了,自己在这个体系中也就宣告不存在了。而这是对日本人最大的打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世界对于被剔除出等级制度体系的日本人来说是不真实的。

和复仇相比,日本人经历更多的是自杀,自杀是对自己在等级制度体系内所处位置的最后保全,将自己的身份标识(名誉)留在固有的位置,杀掉的是自己的实体,也意味着毁坏名誉的自己的死亡。而依然存留着以往自己的身份标识,只有这样自己才能配的上这个团体的一员。

耻辱、名誉、背叛的物质化等量交换,当诸多个体中某个体所领受的名誉和耻辱存在差异的时候,这个个体没有存在的意义,即不应该归属于等级制度体系之内。

结果追溯过程,过程追溯对象,名誉的实质性受损是结果,自己的行为是过程,而自己就是那个对象,只能杀掉自己结束过程。这就是日本人那套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逻辑,简单是因其条理清晰,不简单是因为这一套逻辑对日本人的影响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与等级制度体系中由上而下的梳理习惯不一样,日本人在梳理自己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时,是按照由下而上的梳理习惯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梳理的,日本人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是遵从了这一习惯。总的来说,日本人在宏观上是按照由上而下来对自己所处位置进行梳理的,在微观上是按照由下而上来对自己的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梳理的,这与中国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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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意味着自己的身份被剥夺,自己的领域被侵犯,自己的位置被改变。最终自己被排除在等级体系之外,而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所最不想看到的。日本的竞争是纵向阶梯制的,区别于横向竞争,纵向竞争的优势在于其可掌握程度高于横向竞争,符合日本人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对秩序的高度依赖的特征。在这种纵向阶梯制竞争中,日本人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每一天都跟前一天的自己比较,看自己是前进还是后退。这种纵向阶梯制竞争的对象就是自己,可以充分了解制约了自己潜能发挥的问题,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培养自己,是优秀的自我教育者。

等级制度体系存在的基础是承认并认同差异性的存在,从侧面上也给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提供了制度的框架,使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差异化竞争。当然很多事情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即“我思固我在”,说的就是怀疑到最后唯一无可怀疑的就是怀疑本身。剔除机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剔除到最后唯一无可剔除的就是剔除本身,即道德的所在,也是道德的具体要求。就这样一直剔除,一直剔除,剔除到最后终于得到一块纯白无瑕的美玉。这实际上也是个体的一种同化过程,对个体之外所在之物的同化,由所在之物对个体的同化,同化过程中就会有异质剔除,只有把异质剔除后才堪称完美。

剔除的道德机制较之于终极标准的道德机制更易于看到效果,更易于完成,不断的奖励机制使剔除道德机制能更好的持续下去。剔除的道德机制教会了人们在遇到不道德的时候的做法,而不仅仅是陈述出道德是什么并叫人们去践行。剔除之物的意识先于行动,也就是说在施加剔除行为之前剔除之物已被宣布死亡,需要做的是施行过程。瞬间即永恒,未来即现在。

质变消耗单元与剔除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剔除机制可以剔除掉质变消耗单元,及时检查等级制度中个体与集体的不完善之处,进而发现并剔除掉质变消耗单元,避免不必要的持续性浪费。就像日本严格的检查制度一样,他们深信即使最微小的不平整也会引起巨大的消耗,并最终令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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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经常把自己比作一把剑,需要经常磨掉剑上的锈以保持剑的光亮。磨掉剑上的锈就是自我剔除机制在发挥作用。只有维持自我的性质所在,才能更好的存在于等级制度体系中。等级制度体系中的“我们”依靠某种性质标识找到“我”,我只有在“我们”中才能找到“我”,固而维持自我的性质所在是必要之举。

日本人道德中的善恶共存除了之前讲过的人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日本人对善恶的认识与践行的方式不同。他们认为就像对待善一样,恶也需要存养,即善恶共存。他们存养恶以期在遇到恶的时候能对恶做到更好的识别,了解恶是如何作用于自己的就了解了恶是如何作用于他人的。在自己善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恶的力量之时,再加上自己恶的力量来钳制对方恶的力量。当然善恶的区分在于日本人的心,而日本人的“思维感觉”很多时候代替了现时的实质性的接触感觉,即对善恶的判断有失公正。日本人就是这样深信着这套逻辑,并时刻被这套逻辑所左右。当自己的剑不足以对付对手的时候,就侵蚀掉对手的剑,在这之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剑和对手的铁锈。

嘲笑他人就是对他人过程的否定,按照日本人由下而上的行为梳理习惯,对过程的否定即是对其本人的否定,进而是对其本人心中固有位置的否定。而否定就意味着自己在他人心中没有位置,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剔除感”涌上心头。日本人把这种剔除感称为“耻”,雪耻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剔除感。在日本人中复仇意味着将某人从体制中剔除,有着某种替天行道的意味。只有将想把自己剔除出体制之外的人杀掉,才能将这个人对自己在体制中所处位置的否定终结掉,自己在已有位置上的合理性才得以巩固和认同。这样对方侵入自己的空间才得以空出来安放自己的荣誉,自己从属于等级制度体系的满足感得以加强。

对手是需要被尊重的,而被剔除之物是不需要被尊重的。如此日本人对敌人的亲切或残暴就得到了解释。对手与剔除物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与“我”有共同点,看起来很奇怪的逻辑却一直所有着日本人。被剔除之物意味着是“我”所不需要的,即我身上没有这种东西或这种性质(通常是违规越线的行为)。而作为对手就意味着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虽然此刻是“我”的对手,但对方具有的某种品质是“我们”所向往的,故而尊重对手就是肯定“我们”存在的根基。剔除之物与“我”没有共同点,剔除之物不可以做镜子,因为他不够光亮,不像“我”的对手那样可以反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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